​1962年，沈醉等特赦战犯分配工作，结果顶头上司曾上过军统黑名单

1962年，沈醉等特赦战犯分配工作，结果顶头上司曾上过军统黑名单

前言

1962年，第二批在北京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会劳动的特赦人员已满一年，即将要分配工作。沈醉估计，在北京特赦的几个人，可能和第一批特赦的人一样，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。

很快，沈醉的工作分配就下来了，他和范汉杰、罗厉戎等几个人分配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，每月一百元。沈醉思想波动很大，他其实不希望分配在全国政协，而希望分配在北京政协，或者回湖南，和国内唯一的女儿住在一处。

但沈醉又不方便自己请求变更分配，担心人言可畏，议论自己不服从分配。沈醉只好硬着头皮到了全国政协工作。

说起来，在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和委员们，不少是受到军统特务迫害过，甚至不少人沈醉都见过。沈醉担心民主人士的气量不可能和共产党党员一样宽宏，进了全国政协，免不了见面尴尬，甚至听到一些难听的话。

沈醉从特赦那天起，就下定决心，任何过去受到军统或者沈醉本人迫害过的人，连同这些人的家属，不论是打是骂，自己都打不还收，骂不还口，而且还要认罪道歉，请这些人原谅。

沈醉虽然有思想上的准备，但内心还是有逃避的想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工作。一个人思想的转变，不是一朝一夕，需要长时间的生活和体验才能改变。

沈醉一家

沈醉刚到政协，就拿到了文史专员医疗证、政协礼堂俱乐部的“出入证”。很快，沈醉就见到了政协的一些同事。

沈醉和顶头上司的纠葛

有天，沈醉从礼堂后门去餐厅吃饭，不料遇上了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政委常委阎宝航。这两人沈醉当军统特务时都在重庆都见过，再次见面身份变化很大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阎宝航早就和沈醉见过，因此上前介绍说：“这是高崇民副主席。”

高崇民很热情地和沈醉握手，还问：“最近还准备些什么？你写的《我做知道的戴笠》我已经看过了，希望你多写一些你们军统的事情，让大家更真实的了解历史。”

高崇民

沈醉非常客气地同高崇民讲了几句，分开后，他也没了去礼堂餐厅吃饭的想法，只匆匆去小卖部买了点东西，转头回政协机关食堂吃饭去了。

见到高崇民，沈醉想起自己1941年刚到重庆，就听说了“东北救亡总会”的领导人之一的高崇民在重庆结婚，戴笠竟然送了高崇民一笔巨款作为贺礼。

作为军统人员，沈醉和很多同事都觉得奇怪，但百思不得其解。当时戴笠对东北救亡总会这种组织深恶痛绝，但又因为舆论，不敢公开进行破坏。

高崇民

1942年，，沈醉调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，经常跟在戴笠身边。有次，一个专门对东北人搞特务活动、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的“东北特别工作组”组长告诉沈醉，高崇民拿戴笠送的那一笔巨款，创办了一个进步刊物。

沈醉不理解，就问组长：“这些都写过报告没有？”

组长：“写过，哪会不写？”

沈醉更不理解了，这种重要情报，戴笠一定会亲自看，但却迟迟没有动作。

隔了不久，沈醉送一紧急文件给戴笠批，正巧听到戴笠和人谈起高崇民的事。沈醉忍不住插嘴说了一句：“高崇民这个人为什么不抓起来？”

戴笠

戴笠严肃地说：“你懂个屁！”

沈醉不敢再多说了。后来，沈醉终于理解了戴笠的深意。抗战胜利后，新华社的广播中广播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某省省长，戴笠立即逮捕高崇民的命令就下达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。

当时高崇民还住在重庆郊区，结果特务们去扑了一个空，只好在各水路交通检查战去搜查。高崇民在特务严密的罗网中悄然逃出重庆。

后来，沈醉才知道，高崇民竟然是在军统局内部人员王化一的帮助下逃走的。

不过，沈醉在工作中和高崇民接触的机会不多。他的顶头上司是阎宝航，和阎宝航接触也比较多。沈醉第一次见阎宝航是在戴笠宴请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时，当时蒋介石想拉拢阎宝航。

年轻沈醉

结果阎宝航不愿意介绍蒋介石的拉拢，跑到与重庆一个兵工厂为工人办福利事业。当时，众人只知道阎宝航是张学良麾下的骨干，却不知道阎宝航时共产党员。

蒋介石不止一次接见过阎宝航，沈醉见过阎宝航多次，不过他们之间没怎么说过话，并不熟悉。当时重庆每一个兵工厂内部都有一个军统特务组织，对阎宝航所在的兵工厂的活动，戴笠非常重视。

长期的侦查和监视并没能得到什么证据，但军统还是早早把阎宝航列入黑名单。

沈醉在政协工作，和阎宝航接触过的几年中，阎宝航不止一次和沈醉谈到过一次旧事。1946年2月10日，国民党的特务在重庆较场口破坏旧政协庆祝大会的暴行。

阎宝航

阎宝航是这次庆祝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，他差点被特务打伤，因此对特务很痛恨，对特务的凶狠面目记忆深刻。沈醉听阎宝航讲到这些，总是向阎宝航道歉。

阎宝航也总说：“这不是在责怪你，我是恨蒋介石，没有他的指示，你们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，敢这样放肆，打伤众多爱国人士，破坏庆祝大会。”

虽然阎宝航说这件事并非责怪沈醉，但沈醉听了，依旧很悔恨，深深意识到特务工作的罪行。

沈醉和女儿

时间长了，沈醉和政委中大部分民主人士相处都很好，大家待人都很宽厚，对沈醉也丝毫没有芥蒂。沈醉的顾虑慢慢消失了，思想上也渐渐转变过来。

沈醉感受很明显，党和政府对他们这些特赦出来的战犯是很优待的，生活待遇方面都很好，甚至还很尊重人。他渐渐喜欢上了文史专员的工作，写出了非常多文史资料，比如《沈醉日记》、《沈醉自述》、《沈醉回忆录》、《沈醉“狱”中趣闻》等等。

参考资料：《我这三十年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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